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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致庸的大哥因戰(zhàn)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從咸豐初年到光緒末年，喬致庸的人生經歷了整個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卻在社會動蕩、兵荒馬亂的清朝晚期把喬家的生意推到了頂峰，尤其是喬家的票號生意。喬致庸當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絲路。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現(xiàn)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
作為一個新興行業(yè)，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chuàng)的。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著銀子做生意。
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么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lián)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
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fā)展到全國，卻并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